在司法实践中，执行程序的核心目标是将债权人 “纸面胜诉权益” 切实转化为 “真金白银”。然而，大量案件陷入 “执行不能” 的困境，这背后的矛盾错综复杂，涉及从保全阶段到执行阶段的诸多环节，以及法律制度在多方面的规定与实践问题。
一、执行难的源头：保全困境埋下的隐患
法院财产保全作为保障将来判决得以执行的重要措施，在实践中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。目前，法院要求申请人在进行财产保全时必须提供财产线索，若无法提供，法院则不予保全。这一规定看似合理，实则给债权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。对于普通债权人而言，他们往往缺乏专业的调查手段和资源，难以准确掌握债务人的财产信息。这就导致在诉讼前期，债务人的财产无法得到及时控制，为其后续转移财产提供了可乘之机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保全难实际上在执行程序启动之前就已经埋下了执行难的隐患，它变相地加剧了后续执行阶段查找和执行财产的难度。
二、执行难的底层逻辑：财产转移与制度滞后的双重困境
（一）被执行人隐蔽的 “预判性财产转移”
在诉讼过程中，甚至在债权形成的初期，许多债务人就已经敏锐地预见到了败诉的风险。他们巧妙地利用诉讼周期较长这一特点（通常为 6 个月至 2 年不等），精心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复杂的财产转移手段。比如通过关联交易，将公司的优质资产低价转让给关联方；虚构债务，制造公司负债累累的假象；签订代持协议，将名下财产转移至他人名下。等到执行阶段时，法院面对的往往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 “空壳公司”，或者是没有任何余额的银行账户。
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，债务人的隐匿手段也在不断升级。一些人开始利用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特点来规避银行的监管，实现资产的转移。还有人将资金用于购买奢侈品、获取高档会籍等，把资金转化为难以被法院查封的财产形态。更有甚者，通过离婚、移民、股权代持等方式，制造 “财产隔离” 的假象，试图逃避债务的履行。
（二）法律机制在 “财产追踪” 上的被动局面
尽管法院拥有 “总对总” 系统来查询被执行人的财产，但该系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。它主要只能查询到被执行人登记在本人名下的常规财产，如银行存款、房产和车辆等。对于支付宝、微信等第三方支付账户，法院需要单独申请查询；而对于境外资产、虚拟财产、保险理财产品以及通过亲属或关联方代持的财产，该系统更是难以触及。财产申报制度在实践中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。虽然法律明确规定被执行人需要如实申报财产，但对于虚报、瞒报行为的惩戒力度却远远不够。
三、执行期限与债务人 “拖延战术” 的较量
终结本次执行程序（简称 “终本”）在实践中存在被滥用的现象。根据《民事诉讼法》的规定，法院在 “穷尽财产调查措施” 后，如果在 6 个月内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，就可以裁定终本。然而，部分法院为了追求结案率，仅仅进行了表面的查询，比如只进行了一次网络查控，就草率地裁定终本。而且，一旦案件进入终本程序，想要恢复执行的门槛非常高，申请人需要自行举证新的财产线索，而这对于普通债权人来说，往往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。
此外，被执行人还常常滥用执行异议、复议、异议之诉等程序权利，以此来拖延执行进程。例如，他们会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，或者虚构租赁关系来对抗拍卖等。这些行为导致单个案件的执行周期延长 1-2 年，极大地消耗了债权人的维权信心和耐心。
四、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严苛对执行难的影响
在执行过程中，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过于严格也是导致执行难的重要因素之一。当前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，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往往要求债权人承担较高的举证责任。债权人需要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、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。然而，在实际情况中，很多债务的形成较为复杂，债权人很难获取充分的证据来满足这一严格的认定标准。这就导致在执行阶段，即使债务人的配偶拥有一定的财产，但由于无法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，债权人无法对其配偶的财产进行执行，从而减少了可执行财产的范围，增加了执行的难度。
五、破解执行难的可行突围方向
（一）“以诉促执”：拓展被执行人的责任主体范围
在执行过程中，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追加被执行人。例如，如果能够证明股东存在未实缴出资或者抽逃出资的行为，就可以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；对于一人公司，如果能够证明其与股东的财产存在混同的情况，就可以刺破公司的面纱，要求股东承担连带责任；如果能够证明配偶在债务中共享了利益，也可以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。
对于那些协助被执行人转移财产的第三人，如代持人、虚假交易方等，债权人可以提起债权人撤销权诉讼，要求追回被恶意处置的资产，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
（二）“技术破局”：构建全方位的财产追踪体系
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逆向追踪是一种有效的方法。可以调取被执行人过去 5 年内的银行流水，从中锁定异常的转账对象，比如频繁向特定账户汇款的情况。同时，比对社保缴纳单位与工商登记信息，有可能发现被执行人的隐性任职收入来源。此外，通过公开招标信息、供应商名录等渠道，挖掘其实际控制的关联企业，从而全面掌握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。
进行穿透式财产调查也至关重要。可以向证监会调取被执行人的股票期权行权记录，了解其在证券市场的资产情况；申请法院向游戏公司查询虚拟道具的交易流水，掌握其在虚拟财产方面的动态；通过出入境记录，核查其境外资产线索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财产来源。
（三）“制度倒逼”：增强惩戒机制的威慑力
强化拒执罪的落地实施是关键。对于那些隐匿财产、虚假报告财产的被执行人，法院应主动将其移送公安机关，以 “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” 立案侦查。目前，此类刑事立案率不足 5%，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
拓展信用惩戒的应用场景也十分必要。除了传统的限制高消费等措施外，还可以限制被执行人担任寺庙、道观等宗教场所的管理人员，这一做法在浙江的某法院已经得到了实施。此外，冻结其数字身份凭证，如微信支付分、芝麻信用等，使其在日常生活中受到限制。在抖音、微博等热门平台上定向推送 “失信曝光” 信息，让被执行人的失信行为曝光在公众面前，从而对其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。
结语：打破执行困局的关键所在
执行难问题的本质，是 “债务人违法成本” 与 “债权人维权收益” 之间的严重失衡。要想打破这一困局，需要多方面的协同推进。
一方面，要借助技术的力量，建立全国统一的动产担保登记平台，提高财产查控的效率和准确性。另一方面，要不断完善法律规则，降低追加被执行人的举证标准，设立执行悬赏保险制度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执行工作中来。同时，要加强社会共治，打通税务、金融、电商平台等数据壁垒，构建债务人的数字画像，让债务人的财产状况无所遁形。
只有让 “转移财产的成本高于履行债务的成本”，才能从根本上瓦解债务人的逃债动机，真正实现司法执行的公平与正义，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。
（责任编辑：南京执行律师 | 黄林奎律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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